2011年11月25日星期五

關於粵語正音、懶音、鄉下音、正宗

粵語正音,提出於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三十多年來,對其提倡、貫徹的主力是廣播業人士,近些年來一些學者也參與其中。對於正音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筆者其實不願過多談論,先不對“正”的概念作辨析,一種語言總須有一套參考的標準音,以確保有一種能在整個語言(方言)區都能暢通交流的口音,也便於不以此語言為母語的人士學習。
但任何正確的概念一旦被絕對化、擴大化以後,就會變味。所謂的正音、標準音,無論如何都祇是一個參考值,尚且不說在“正音”過程中仍存在諸多爭議。在正常情況下,一個社會的語言環境,是標準語(音)與方言(音)、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并行的。然而,在廣播媒體的強大影響力下,“正音”的概念大有過多地入侵日常語言和方言的趨勢。
例如“懶音”,也是一個經大眾廣播傳媒介紹進入生活的名詞,它從來不是語言學術語。現在,人們一般籠統地認為,諸如nl不分、ŋ與零聲母不分的口音現象就是“懶音”,是口齒不清、口條發育不全的表現。這祇能說在一定程度上正確。
實際上,口音的問題不是一般人看得如此簡單。人類語音發展的特征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例如我們現在說“nl之分”,已經是現代描述語言學的角度,從實際音值來審音。而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漢語,漢語的語音還是以古典音韻學的聲母來分類比較合適:譬如我們表達為“泥、孃、來母字音的分或混”。我們不能被從小接觸的現代音標系統所干擾,認為泥母字一定要讀[n],來母字一定要讀[l],即便是古代韻書也沒有作出這樣的規定——實際上,古代韻書有著一套相當精密的系統,這個系統把字音歸類的原則是,同一聲母或韻母下的字,在同一個語音系統中,結合開合、齊撮等情形,在同一歸類下發音基本相同,而不是說在全天下發音皆相同(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對這些某母某母的上古、中古擬音,是就當時的標準語而求,得出泥母擬作[n],娘母擬作[ȵ],來母擬作[l]等等參考值。其中孃母在大部分漢語方言中已與泥母合流,現在主要看泥、來的分混:從全國各地今天的口音來說,泥、來二母字有完全區分的情況,也有完全相混和部分區分的情況;而同是分,也不見得都是nl的區別,同是混,是nl各地不一樣:
據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的描述,開、合口字,如“難蘭”、“奴盧”,在能分的地區,每對的第一個字總是n-,第二個字總是l-。齊齒、撮口字,如“年連”、“女旅”,在能分的地區,每對字或者是n-l-的分別(如北京),或者是ȵ-l-的分別(如西安),或者是ȵ-n-的分別(如成都),或開合口分n-l-,齊撮分ȵ-l-(蘭州)。而在泥來相混的地區,情況比較複雜,如南京一律為l-,重慶一律為n-,而如安徽省內的肥東、肥西兩鄰縣,開合口字一律是l-,齊撮口字卻是肥東長臨河l-,肥西騎龍村n-,各種組合情況不勝枚舉。
又如古影母字的處理,也是各地不相同。如“安”或“按”,在大部分地區從零聲母,在一些地區從ŋ-(如山東、河南、陜西部分地區),在一些地區又從n-(如河南、陜西和東北部分地區),更有零星地區從k-g-
袁家驊還從日譯漢音(主要為第78世紀陜西一帶的方音)和日譯吳音(為第56世紀江浙一帶的方音)的比較中探究一些漢語方言中鼻音聲母的濁塞成分:如“馬”,日譯漢音ba,日譯吳音me;“耐”,日譯漢音dai,日譯吳音nai。日譯漢音,實際上就記錄了當時西北方言中的濁塞化鼻音聲母,今天山西、陜西北部與甘肅部分地區的“馬”發[mba]音,“耐”發[ndᴇ][ndɛ]音,即為這種語音特征的保留
上述這些同樣組別的字在不同方言中作不同處理的現象,不是隨機事件,是和人類發聲行為的生物規律和各族群實際習慣各同作用的結果。在個別一些地區,如廣東四邑地區開平話中心方言區(開平赤坎、塘口、百合等鎮區),古幫母和部分並母字,在其他鄰近方言中發音p-的,在該處幾乎全發v-音。無獨有偶,在與四邑方言區毫不相干的、極遙遠的西班牙語區(包括拉美地區),字母書寫成vb的聲母發音,作p-b-v-β-處理各不一的現象普遍存在,二者情形頗有相似之處。又如在諸多漢方言區常見的f-x-(h-)聲母分混不一的情形,在拉丁語族語言區和阿拉伯語語言區都正在或曾經存在,漢語音韻學常說的“古無輕唇音”,在拉丁語族的語言史上也曾經存在或部分存在。又如合口零聲母字在漢語區各地間作零聲母或w-v-有細微差別,類似的情形在法語、德語等語言中同樣存在。
又諸如各種陽韻母鼻音結尾的韻母與入聲韻母在不同地區具體音值差別就更是不一而足了。
單從廣州一地看,泥(孃)、來母和部分疑母、影母字的不一處理也是常見現象:與泥、來對應,大部分人能做到n-l-清晰區分,但在與南海交接的地區,就較為普遍地存在n-l-的混同。而部分影母、疑母字,主要是涉及零聲母與ŋ-聲母處理的字,現象則更為複雜,大部分人是陽調作ŋ-處理,如“牙”、“巖”,陰調字作零聲母處理,如“安”、“愛”;但在海珠與番禺相交的一些地區,又出現較普遍的幾乎全作零聲母處理現象,而更有一些諸如將陰調的“安”讀作[ŋɔn]55/53,“愛”讀作[ŋɔi]33則難以憑地域來識別。由於廣州乃一省之會,居民民系源流十分複雜,在長期的人口流動與交流之中,這些各種各樣的語音現象已出現在各地區、各種身分、各種年齡的人口中。
可見,同樣從屬於漢語音韻系統,各地口音的呈現狀態是多麼的複雜。制訂標準音,意義之一正是便於操不同口音的人溝通;公開發言,一般需要以標準音(如標準普通話、標準廣州話)進行;在廣播傳媒行業,標準音是行業規範(某些特定節目除外)。回到前文提到的“懶音”問題,在廣州話(或以廣州話為基準的香港粵語)的範圍內,主要是指“你”“李”不分,“我哦”不分,“岸戇”不分等口音現象,揭櫫“正音”的人士,一般對這種“懶音”是持完全否定態度的,認為這是個人的發音缺陷,是“兒童音”——當然,個人缺陷的因素是一個方面,然而不是全部原因。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做個方言普查,此舉的結果將會顯示,諸於“你”“李”、“我哦”、“岸戇”不分的“懶音”現象,高度集中發生在廣州城區附近(包括南番順部分地區)和港澳地區,而在一些較遠離這些地區的地方,諸如四邑、高、信、化、陽、茂、湛等粵語方言區,這些現象幾乎不存在。這就說明所謂“懶音”不僅是個人問題,而且是地域習慣。難道這些地區的人口齒都較“勤”,而惟獨廣佛港澳的人“懶”?廣佛港澳有更多“長不大”的“兒童”?筆者非土長廣州人,但在廣州生活多年,不認為廣州人存在甚麼比其他地方人嚴重的語言障礙,這種帶有一定地域性的語音現象,恐怕還涉及到一定的社會心理學內容。
除“懶音”之外,“鄉音”也是一些人站在“標準音”的角度,以“正音”的名義企圖予以清除的對象。對此,筆者認為毋須過多花費唇舌。本文寫到這裏,對“正音”與“標準音”均未作區別,然而從該句往後,筆者就希望對它們分別看待。
以廣州話為粵語標準音,不是因為它的語音系統比其他方音更具代表性或優越性,而是因為它的主要使用地廣州實際上的經濟、文化、政治中心地位。有了標準音以後,一些人不加分辨地為不符合標準口音戴上“懶音”、“鄉下音”的帽子,是不是太粗暴了點?前面提到很多粵語方言區不存在與廣州話區相似的“懶音”現象,卻存在另一種現象,即廣州話標準音與本地方音的混淆:例如在粵西廣大古心母字本讀作舌邊擦音ɬ-的地區,在受到廣州話的強勢影響下,一些人對到底依舊讀ɬ-還是跟隨廣州話讀s-感到困惑。在此,筆者希望更多地使用“標準音”的概念而盡量避免使用“正音”,因“正”字多少帶有價值判斷意味,與之相對的是“誤”或“邪”。近年來反對“推普機”的粵語保育人士和一般民眾,口口聲聲說“推普廢粵”導致母語消亡,是一種語言霸權。那麼,試想想,如果脫離了廣播、公開發言等等語境,過分地強調廣州話“正音”(更不合理的是冠名以“粵語正音”),否定其他口音的正確性或可能的正確性,使很多人在日常說話中經常“開口及(借音)著脷”,是否也帶有與“推普”相似的性質呢?這正是“正音”運動被一些反思者(如香港陶傑等)比喻為語言“塔利班”的原因。既然面對“推普”運動事實存在的文化單一化趨向,粵語使用者和支持者勇敢地站起來,為保持文化多元化和傳揚母語意識而努力,那為何在粵語內部,或縮小範圍到廣州話內部,又要追求鐵板一塊?這未免太自相矛盾了。
很明顯,任何觀念都不能搞絕對化。當然,標準音是有必要掌握的,但切莫以“永久刪除”鄉音為代價,你的鄉音,往往比標準音更具文化價值。一個人,掌握若干種口音,甚至若干種語言,是完全可能的,它們之間是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沖突的。在這裏,我很願意對那些脫離具體環境,過分地對日常溝通語言強加“正音”觀念的人用一個微博裏的[鄙視]表情。他們在進行文化建設之餘,同時也在做文化破壞。
最後,作為餘論,筆者順帶一提最近在報章和網絡上看到的關於“正宗廣州話”的討論。事實上,筆者對此並無研究,因此疑問甚多:所謂正宗廣州話到底是不是真命題?正宗某某話是否和“正宗北京烤鴨”一樣,是具有有突發性的創始事件、由具體的人發明、有一套具體配料和流程標準的事物?所謂正宗,是就持某一固定口音的人數多少,還是就文化經濟政治中心所在地主要口音,還是就該口音的歷史淵源而言?討論起來,可能沒完沒了。所謂無師不為“宗”,語言又是不是“教”出來的?若論“正”,何謂“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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