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正字”，是一個繼“正音”之後提出的概念。與在之前一篇文章中希望取締“正音”概念有所不同，筆者雖然對“正字”亦頗有微詞，卻尚未尋找到一個更好的概念以取而代之，故暫且不做破而不立的事情。
甚麼是“正字”？顧名思義，正字即正經、非邪、非俗之字，又即不誤之字，或是把錯字更正的動作。若將其當作動作來看，正字意味著指出“誤”字，並論證自己所舉之字何以為“正”。所謂“正”，又即有來歷、有理據，既要理出清晰的音韻源流，又要與該字的基本義或引申義有所對應，更要排除各種干擾項的影響。如是又牽扯出另一個概念：本字。以探求本字為門徑確定正字，是正字研究者常用的方法，也可能是繞不過去的步驟。甚麼是本字？按字面理解，應當是一個字最初的形式。那麼，追溯字源，我們又是否需要歸究至甲骨文或金文？這個問題可能提得過於尖刻，然而或許亦可對正字研究的操作有些許啟發。
目前，對粵語正字的研究是相當不成熟的，它的主力甚至並非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專業人員，而是對此感興趣的業餘人士，因此當中存在的問題相當不少。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之前的文章提到的粵語書寫問題。當今粵語書寫實踐中最大的問題莫過於拘泥於一字對應一音、以字的讀書音對應說話的自然音的做法。此種做法帶來了大量的俗字、借字、新造字，對於這些字，須區別看待：若祇作為一般的文字化嘗試，它們的存在是完全沒問題的；若要把它們也列入“正字”行列，則亟須謹慎。
當然，我們必須先看清，借字是漢字發展史上的普遍現象，有些字已經被借用了一兩千年甚至幾千年，背景是當時的漢字發展尚處於較原始階段，故叚借成了造字的一個重要手段。一些較極端的“正字”者，竟然拿最基本的人稱字“我”、“你”等來開刀，言“我”、“你”非正，而“余”、“爾”正。事實上，漢語語文系統中，大部分常用字是先有音再有字，古人造字最初的目的就是把口講之音符號化，用以記事，而不是創造一些字來規定話當如何說；而且文字並非於一時一地由一人創造，文字初創後又有流變，所以一個字有若干寫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輕言此正而彼誤，決非明智之舉。如第一人稱單數，“余”、“我”皆是甲骨文中已有之字，且上古音相近，皆屬喻母魚部，“余”為平聲，“我”為上聲；金文中始出現的“吾”（疑母魚部平聲）以及更後出的借字“予”（喻母魚部平聲），皆音近且義同。又如第二人稱單數，“女”、“汝”、“爾”本義皆非人稱，均系借音而表對方稱呼，而“你”則更是擬音專造之字。這些字，千年來均作為“正字”存在，若要尋本追源，一定是遠古祖先口中的一個音而已，當然不值得枉作小人。 然而另一種情況就不能等而視之了。近代以來一些文人或媒體憑粵語口頭語言的現代發音而借用或創造一些形聲字、會意字等，實際上僅為方便起見，是權宜之法，這部分新字或被賦予了新意義的老字由於使用時間長而漸漸深入民心，甚至被作為方言字收進一些字典中。這就開始值得小心注意了，字典中帶<方>字號的字，作為俗字存在誠然無可厚非，然而倘若今天人們因為字典中收進這些字便認為它們是正字，則大為不妥。諸如《廣州方言字典》、《廣東俗語字典》、《漢語方言大詞典》等工具書，內列條目是民間已然存在的俗寫字，解釋是就方言中已然存在的表義來作歸納記錄，祇為保存方言、俗語的需要而寫，從未強調可作探求本源、辨別正誤之用，實在不宜過度解讀。然而現今探求“正字”“本字”的著作、文章卻常引用這些字典裏的字形、字義，實為不辨本末之舉，等同於做數學證明題，從已知條件出發，最後還是推導出已知條件。 之所以不能用字的讀書音與說話的自然音一一對應進行正字判斷，是因為任何語言的語音都不是凝固不變的，而且粵語和所有自然形成的語言一樣，本身的發展不依賴於文字，故千百年來，讀書人用的讀書音，和一般人俗話俚語中的自然音，不僅不重合，而且各自遵循著相對獨立的軌跡發展。由於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對於今天習慣了接受“某字讀某音”教育的一般人而言，這種語音分歧不容易從文字中體現出來。
例如筆者前面的文章提到過的“佢”字，是專為指第三人稱單數新造的字。第三人稱單數在今客家話中音[ki]或[k’i]，潮州話音[ky]，粵語多個方言點（如順德大良、中山石岐等）音[k’y]，實際上是齊口、撮口二呼的區別。同一字在漢語諸方言中讀音有齊撮呼之別是常見現象，文言中的第三人稱多用“其”字，渠之切，又居之切，中古擬音[ki]或[k’i]，實際上正是上列客家話、潮州話和粵語方言點中的第三人稱單數字。廣府話特有的[k’œi]13（四邑片開平話赤坎方言點讀音亦相若），亦與[ky]13有著方音對應的關繫，從“區”、“渠”等音近字在廣州話和其他方言點的發音對比即可驗證。這些[ki]、[k’i]、[k’y]、[k’œi]，語義是重合的，基本可以判定是同一個字。同樣是擬聲假借字，“其”字已使用數千年，中古又出現一個“渠”，而“佢”則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新造而得，到底哪一個更具備作為正字的資格？
又如廣州話中表示“舀”這一動作的[pɐt]5音字（又讀[p’ɐt]5），《漢語方言大詞典》作“𢳂”(左扌右畢)，又於諸多刊物中作“𢴩”（左扌右筆）。此二字皆非常生僻。《集韻》：“𢳂，匹蔑切，音瞥。牽也。”“𢴩，逼密切，並音筆。刺也。”前者音義皆不合，後者音合義不合，可見是“見邊讀邊”的借字。一些字詞，未經深入考證，便急於從別處借用或新造一個形式，使大家安於使用新字，可能會抹殺繼續探尋這部分字詞本源的可能性。若稍稍走出廣州城區，便可在多處聽到“[fut]5湯”或“[fɐt]5湯”，音同當地方言之“拂”。能在歷史上既讀如“筆”又讀如今音“佛”的最常見聲旁即為“弗”，帶聲旁“弗”的字，上古音皆從重唇聲母，即輔音[p]或[p’]，而中古以後部分字分化出輕唇[f]。“拂”字，《集韻》作敷物切，音髴；又普密切；又方未切，音沸。按照反切，廣州話“拂”可讀[fɐt]2、[p’ɐt]2或[fei]33，其中前兩種陽入聲讀音，又同“佛”字的情況一樣，可兼具陰入[fɐt]5和[p’ɐt]5音，前者是眾所周知之“拂塵”之“拂”，後者則正與“[p’ ɐt]5湯”之[p’ ɐt]5音同，“弗”聲旁又有幫母字（如“費”），由送氣[p’ɐt]5向不送氣[pɐt]5轉變，或二音並存，相當順其自然。“拂”字有除、拔等義，先引申為用工具帶走，再取其承載轉移之義似乎也順理成章，這正是“拂垃圾”、“拂飯”、“拂湯”之“拂”。廣州話今天仍然保留若干古音，這些古音是由自然音承載下來的，與字的讀書音幾乎毫無關繫，若意識不到這一點，死咬住“筆”“畢”等聲旁，咬一輩子也咬不出甚麼結果來。
同樣道理，“沙煲”之“煲”[pou]55也是一個新造字。之所以要新造字，正因為意識不到其本字是“釜”。“釜”的廣州話讀書音早已與“苦”相同，殊不知“煲”正是“釜”之古音，“苦”音是後出之音，人們却要新造一“煲”字來為讀音找到一個“歸宿”。至於動詞“釜湯”之“釜”，則是由器具名稱轉作烹飪手段用。在使用“釜湯”之前，粵人已有“熬湯（水）”之講法，今兩存之。 孔仲南在《廣東俗語考》序言中云：“然粵語之名物雖正，而亦多有求其聲而無其字者，何哉？則以語音與讀音分而為二之故，於是清濁之間而音變矣。無呼作母、合乎作憾、返呼作翻、勿呼作米。尋聲者無從下筆，於是生安白造之俗字出焉。”說的正是上述現象。除理論意義外，孔仲南一句話，還幫助我們解決了四個正字：無（俗作“冇”）、合（俗作“冚”）、返（俗常作“翻”）、勿（俗作“咪”）。
一一對應式的書寫方法，還直接忽略了活的語言常見的語流導致音變的現象。以孔仲南指出的“合乎作憾”來例，即是一個今天已被普遍接受的假借“粵語字”：冚（此處廣州話讀[hɐm]22，音同“憾”），組詞“冚家”、“冚世界”，即“全家”、“全世界”的俗稱。孔仲南的說法似乎並未被廣泛注意，關於此字的“正字”為何，傳播最廣的說法竟是“咸”，理由是“咸”有“全”的意思，其音[ham]21又與[hɐm]22接近。然而，立論者著實太武斷，並未注意到“咸”作“全”解時的具體用法：《書•堯典》：“庶績咸熙。”《詩•大雅•崧高》：“週邦咸喜。”《桃花源記》：“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後漢書•張衡傳》：“京城學者咸怪其無徵。”這些都是被持“咸”論者列舉的“例證”。然而在這些例句中，“咸”字均作修飾動詞或形容詞的副詞用，卻無一為修飾名詞的形容詞，試問如何可作“咸家”成立的證據？其實，所謂“冚家”就是“合（闔）家”在語流中的音變，並屬於粵語語音變化中常見的“陽入對轉”現象：廣州話入聲合（闔）[hɐp]2的韻尾是閉口塞音，這種閉口塞音造成語流的短暫停頓，為適應快速語流，變成更容易與後字連接的鼻音韻尾[m]，就成了[hɐm]22，轉變十分直接，連調值也沒有改變。再者，“合（闔）家”、“合（闔）族”“合（闔）郡”等詞組屢見於文言典籍，“合（闔）”是如假包換的形容詞“全”（全部）。
又如彭志銘寫“祲馟”，更是近乎荒誕：這個“祲馟”，作者自註音“朕除”，謂“有一股氣味”為“有祲馟”。作者的解釋為“祲”是氣味，不是量詞，作量詞的“陣”是俗寫，“馟”也是氣味。果真如此？此處作者也是完全忽略了語流中的語音變化和粵語量詞的用法：第一，“祲”粵語讀平聲“針”不讀去聲“朕”，“馟”讀“塗”不讀“除”，此二字即便在古代，也不是常用字，故有無俗讀音非常可疑；“有一股氣味”的粵語說法，最基本的是“有陣味”，“陣”[tsɐn]22的韻尾[n]與“味”的聲母[m]連在一起，便被[m]同化了，於是單獨聽起來“陣”便成了“朕”[tsɐm]22，從同化方向來說，屬於逆同化，民間口語以聲音為主體而不注重本字，[tsɐm]22被當做一個真實存在的字，應用為其他氣味的量詞，這又是語言學中的“還原構詞法”（Back formation）；廣州話中表示氣味的[ts’œi]21，雖本字未明，但其擬聲肯定不是“除”，而是“隨”，借助粵語其他方言點的讀音便可得證。第二，“有陣隨（借音）”實際上是“有一陣隨（借音）”，“陣”恰恰是量詞，是本字，“隨”（借音）是名詞，斷不能砍頭留尾地單獨把“陣隨”作為一個詞條來解釋。 同理，經常被寫作“第日”或“遞日”的，實際上就是“第二日”，由於“二”字的韻尾[i]與“日”的聲母[j]實際發聲部位相同，“二”音在語流中被吞掉，寫的時候，其實還是保留“二”字較為合適。“第二日”不僅指字面上的下一日，還可以指“另尋一日”。又如常被寫作“尋物”或“琴物”的即“昨晚日”的音變，其實是相當顯淺的道理，不知為何落得如今眾說紛紜的現狀。
前已假設需要求正字的[tsuŋ]22音字為S。“尚”屬禪母陽韻，上古擬音[ʑiaŋ]（王力）。“尚”的古聲母[ʑ]屬舌面前硬腭知組聲母中的濁擦音，現代粵語廣府片中知組聲母除鼻音孃母外皆與舌尖齒背精組聲母合流，和精組聲母同聲，與[ʑ]相對應的濁擦音聲母是[z]；粵語在發展過程中又失去濁擦音，“尚”字的古[ʑ]在現代文讀中轉變成了清擦音[s]，而俗讀音脫離書面文字向與濁擦音關繫僅比清擦音稍遠一些的清塞擦音[ʦ]或[ʨ]轉變是很有可能的。韻母關繫方面，“尚”字今天在東莞、寶安諸方言點（包括粵語廣府話、疍家話和客家話）讀書音（文讀）作[sɔŋ]或[ʃɔŋ]，粵語四邑片、高州話和潮州話中文讀[siaŋ]，而廣州話中文讀[sœŋ]22則正好處於[siaŋ]和[sɔŋ]的演變形式之間。S字多用於粵語廣府片，廣州、肇慶等地讀[ʦuŋ]22/21，中山（石岐）讀[ʦɛŋ]22或[ʦiaŋ]22（前者實由後者簡化而來），羅定（老城區）讀[tsiŋ]22，羅定音相對於中山音相當於“凈”字在粵語廣府片中文讀和俗讀的關繫，是演變過程不同階段的呈現，雖然這些地區“尚”字的文讀已一律為[sœŋ]，但中山（石岐）的S字與“尚”字古音已然同韻，而S字在廣府片諸方言點中的用法是一致的，廣州話的[ʦuŋ]22與中山石岐話的[ʦɛŋ]33、羅定話的[ʦiŋ]33顯然是同一字。S以聲音形式存在於口語，“尚”以文字形式存在於書面語，其傳播方式不同，廣州話同一個字文讀循高州（四邑）-廣州-寶安演變軌跡，作[sœŋ]22，俗讀循羅定-中山-廣州演變軌跡，作[ʦuŋ]22，是有可能的。容易引起誤解而必須澄清的一點是，無論是[œŋ]、[iaŋ]、[ɔŋ]、還是[ɛŋ]，在這裡都是對陽韻的不同實際讀音，而非韻部在改變。綜合音、義考慮，若可排除S是壯侗音存的可能性，S字的正字就很可能是“尚”，且“尚有”“尚未”在文言中又是常見組合，不顯突兀。
王亭之又曾在別處引《詩·大雅·生民》中的“厥聲載路”來證明粵語中指兄弟的“大佬”、“細佬”之“佬”（借音）和指小孩的“細路”之“路”（借音）的“正字”均是“路”，理由是“古人註‘路’是‘兄’的意思”，並將此句解作“聲音傳到他的哥哥那裏”。筆者遍尋《詩》經各家註疏，未見將“路”訓為“兄”。即便有，也必屬言而無當。此句與前文連起來是“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籲，厥聲載路。”是說后稷哭泣的聲音大。后稷的故事，與其兄有何干？毛《傳》訓“路”為“大”，未有詳解，後世諸家往往照抄。朱熹《集傳》則寫得相當清晰：“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路”與“大”相關。所以此處“路”就是道路的路，與兄弟稱謂毫無聯繫。
“佬”（借音）是什麼？一說來源於壯侗語言中的男子稱謂，又泛指“人”，“大佬”、“細佬”就是比自己年長的兄和比自己年幼的弟。而廣州話中指小孩的“細路”，則衍生自“細佬（借音）哥”，本指小男孩，泛指小孩。從粵語其他方言點的發音亦可證明，“細佬哥”的“佬”（借音），音近於當地方言的“老”字，而未必近乎“路”字。此“佬”是否有正字，正字為何，皆未明瞭，不擬強解。
又如彭志銘在《廣東俗語正字考》中，將“葳蕤”作為“威水”的正字，謂“葳蕤”（音“威銳”）出自《楚辭》，意為“茂盛”或“形容羽飾的華麗”，又謂粵語中的“威水”以前就是用來形容人衣著光鮮豔麗，後來才引申為威風凜凜。殊不知，粵語中在形容詞後加一“水”字的結構相當常見，如“叻（借音[lɛk]5）水”、“醒水”（此二詞意為頭腦靈活，即“機靈”），“老水”（少年老成或以老賣老），“掂（借音[tim]2）水”（妥當，有能力勝任），“盡（音[mɐn]33）水”（勉強夠，很可能不夠）等等，“威水”正是威風凜凜之意，並無問題，毋須“聯想”到“葳蕤”。“‘威水’以前用來形容衣著光鮮豔麗”只是作者想當然的論斷，衣著光鮮也是“威風”的一種表現，當然是“威水”的一種用法，然而以偏概全，認為這就是“威水”舊義的全部，就有失嚴謹了。
此外，“尚有”一個“正字”研究者的語言素養問題。假如研究者只通單一的粵語次方言（例如現代廣州話），並以此為依據來研究粵語“正字”（更包括“正音”），簡直有點天方夜譚。這樣的研究者常常會武斷地認定某些音、字、詞、句“正確”而另一些“錯誤”，前文所舉諸反面例子大都存在這方面的缺失。須知廣州（番禺、南海）在歷史上向來作為一省之會，其方言廣州話受官話影響非常大，很多字音、詞彙甚至文法都會與其他地方更“鄉土”的粵語不一樣。要儘量排除干擾和出錯的可能性，熟悉愈多與廣州話差別較大的次方言則愈好，若對壯侗語等少數民族語言有所關注則更佳。
所謂的粵語正字，若要成為一個體系，實際上應主要集中於對基本實詞的探究。目前我們祇考慮用漢字來寫“正字”，暫不選擇引入拼音符號，假如一個今天粵語中常用的字被確定為漢字，它的正字應該也是今天或古時常見的漢字。時下以粵語正字為主題的著作雖然不少，然而對基本實詞研究的覆蓋面尚不足以支撐整個語言的規範書面化；更重要的一點是，從學者開始系統地深究粵語字至今歷時尚短，尤其是粵語“正字”（包括正音）在現代真正受到關注也不過是近年來的事。粵語正音、正字系統尚須經歷一段日子的沉澱與討論，急於“言同音，書同文”，對方言保育其實弊大於利。
又正因為當前研究水準有限，新造字、借字出現的頻率才如此之高。新造字且不再談，回到借字問題：雖然現代漢語白話文中也有很多借字作正的成分，例如“我是人”的“是”字，實際上由“係”發展而來，卻借用了“是非”的“是”，與粵語書面化中的一一對應問題如出一轍。“是”自確定下來以後就成了漢語白話文中的“正字”。然而既然我們又非常強調粵語對正統漢語的傳承性，筆者從感情上實在非常不願意在粵語書面化上過多地借用他字，除非是千百年來已經習慣借用的字，或確鑿證實它並非漢字。
寫到最後，發現本文比之前的文字更加晦澀了，必須道歉。粵語正字是一項極其浩大的工程，大到有點超乎我們的想象。這需要我們坐下來腳踏實地地做學問，一磚一瓦地砌成這座摩天廣廈。以筆者有限的能力，似乎未能駕馭本文的題目，希望這幾千字，能夠比較清晰地說明一些問題，能夠顯露出一些真問題的冰山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