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極端地域主義,唔該你都死返火星


不出所料,極端地域主義思想又出來了,今早一開電腦便被一片讓外省人“死返鄉下”的微博刷屏。導火索正是前兩天省人民政府發佈《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
這當然是極不得民心的政令,大部分廣東本地人都非常反對。初時人們的腦筋還是相當清醒的,知道強調推廣普通話與方言存在並不衝突,知道強調母語是人們文化的根,打壓母語是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後來呢?大概是因為官方一直未有派出代表現身說法給予回應,網民自導自演自彈自唱的抗議行為開始變質,“XX人講廣東話,唔識聽就返鄉下”、“外省人同我哋死返鄉下”等等非理性話語反而成為了主流聲音。
這讓我想起今年省內發生的若干起群體事件,事情爆發的緣由各種各樣,然而最後卻神奇地殊途同歸,變成一地人與另一地人或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矛盾。現場情況我不得而知,在網絡上,便表現為各種各樣的網絡語言暴力。
在我看來,像這種讓人滾蛋的口號是多麼的失敗,此外還有那條很流行的“我愛廣東話,唔識‘煲冬瓜’”的標語,是多麼的蒼白無力。在我看來,問題的本質是多麼的顯而易見,一是人民的權利問題,二是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問題。然而,原來大多數人,或者說大多數發言的人,不是這樣想的。他們熱衷於刺激性強的話語,無視或謾罵客觀平靜的聲音。甚麼“返鄉下”的話,根本就是在轉移主題,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激起新矛盾,更可能招致更嚴厲的打壓,因為這群人已經表現得野蠻而粗暴了。而“唔識‘煲冬瓜’”,則更是一句幼稚的口號,“唔識”祇是能力問題,能達到你表達正當訴求的目的?你這一趟上街是不是白跑了?至於無論任何事都最終歸結到地域矛盾,則是整個民族弱智的表現,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全中國的悲哀。一百多年前的義和拳匪,至今陰魂不散。
我在微博上諷刺過一下這些非理性的無效抗議,有人讚同,有人不滿,不滿者可能會覺得我這個廣東人太不知趣,太不合群,不能團結一致對外。所幸的是我的影響力太小,暫時還沒見到有人質問我“是不是廣東人”的。
試想,我本身作為一個外地人身處廣州,雖然也是廣東人,廣州話講得比大部分廣州人還要好,但如果我也跟著那群自以為“純正”的廣州人一起吶喊讓外省人滾蛋,我不會心虛?假如哪天外省人真的滾蛋了,這個“一致對外”的目標沒有了,甚麼時候又發生了甚麼事情,事情又變質為地域矛盾,到時當初并肩“作戰”的同伴調轉槍頭,說讓不是廣州的鄉下仔“躝斯”,那不是極度諷刺?
正如面對所有爭議問題的反應一樣,作為中國人一部分的廣東(廣州)網民群體,當中很多人同樣採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對與自己想法不合的人群起而攻之,試問這與他們誓死對抗的人有何本質區別?我忘了以下這句話是某個名人說過還是我自己原創的:“當你不能保持心平氣和,你已經失去發言的資格。”這種喧鬧而醜陋的話語蓋過了所有其他聲音,試問讓據理力爭正當權益的人如何說話?一個二個打著“撐粵語”的旗號,實際上何嘗不是親身參與到丟粵民之臉的行動中去?真是行為藝術。
即便在思想相對先進的廣州,民智狀態依然如此。要讓我合群,首先這個“群”得認清事實,理清思路。面對滿眼“唔轉唔係廣州(東)人”的帖子,我祇能苦笑,自言自語道:“我唔係囉,得未?”
如果尚有人有興趣有心情看見我這段文字,而且讀到最後,我祇想讓他們聽到一句:“極端地域主義,唔該你都同我死返火星。”
好在馬上就有金正日逝世的消息取代了之前的主題,接替刷屏。中國網民,真是好樣的。

保衛粵語:問題不是要不要抗爭,是該如何抗爭


去年的“廢粵”風波餘音未盡,廣東省人民政府又出臺了對媒體廣播語言文字的規定,使粵語區人民再次被觸及到母語被打壓的神經。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現在的粵語區可謂群情激憤,很多人都跳起來表達其不滿,不存在“不爭”的問題,然而看到網絡上的相關資訊,我卻要說一句“嘆其爭之無法”。
很明顯,限制方言廣播是不得人心的,如今問題已非要不要抗爭,而是該如何抗爭。
這兩天網上傳播最廣泛的當然是表達對打壓方言不滿的激憤之辭和圖片,然而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這些抗議的有效性。網上有一幅圖片非常醒目且受歡迎:一位男青年高舉標語:我愛廣東話,唔識“煲冬瓜”。這條標語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網絡轉發數已無法統計。的確,“我唔識煲冬瓜”“我哋世代都講粵語”是粵語人士抑制“推普廢粵”的理由之一;此外,諸如粵語比普通話更具漢語正統地位、“粵語又稱雅言”等等言論,也再次充滿網絡。這些,都可以說是理由,也可以說不成理由。假如站在這些言論的對立面來抬杠,不懂普通話不是拒絕普通話的理由,不懂就學到懂;世代都講粵語,也沒有反對限制粵語廣播的天然合理性;至於正不正統,這不是對官方語言的要求,語言之間也沒有天然的優劣差別;而粵語“是”雅言,“又稱”雅言更是錯誤的謬論。我想象了一下,假如我是發佈限制令的人,看見一大群年輕人舉著這些標語走上街頭,我會在心底裏竊笑:這群年輕人毫無戰鬥力。
其實,要指出限制方言廣播,或者限制方言使用這一行為的不合理、不合法,祇須列舉兩點理由:
一、天賦人權,人民使用任何一種語言、選擇廣播節目這種文化消費方式的權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媒體本身也有選擇使用語言的權利,動用行政力量對其限制是一種侵權行為,是不合法的。
二、語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文化的多樣性是文化繁榮發展的重要指標與重要前提,限制方言就是扼殺文化,毀滅傳統,是一種反文化行為,是與黨中央實現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目標背道而馳的。中國人、中國政府、中國的執政黨早已承認地方特色文化和方言都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寶貴的文化財富,多少代人曾為保護文化的多樣性、繼承承優良文化傳統、發掘民間文化寶藏而努力,如今卻要走歷史的回頭路,豈有此理?
此外,我必須在每一篇相關文字中都加以強調,保衛粵語不是喊口號,首先你要自己用實際行動學好、講好自己的母語,發揮語言的活力;其次,若你真要拿粵語的歷史、地位來說話,請踏踏實實做一些研究再來說話,不要散播錯誤的言論,使對立方(假如確實存在這種對立關繫的話)掌握更多把柄;最後,假如真要強調粵語的豐富文化內涵,強調粵語的價值,歡迎參與到實質性的研究探討中來,為粵語真正的強大添磚加瓦,讓我們的鄉親父老出來說話更具底氣。
就我自己的個人感覺而言,此時我絲毫不憤怒,也不感到壓力巨大。粵語文化的生命力是強大的,是不會滅亡的,我們大可坦然處之。自覺保護、傳承粵語的,大有人在,一種文化不是一紙行政命令就可以扼殺的,波蘭在歷史上屢遭瓜分,多次亡國,其民族、其文化、其語言今天依然不死。既然反對某件事,祇要清晰、有理、有據地表達、說明自己的觀點即可,過於憤怒祇會被扣上“暴民”的帽子,得不償失。

                                                   2011年12月18日

2011年12月7日星期三

醜陋的中國人


請原諒我很沒原創性地抄襲了柏楊先生的書名,只因才疏學淺的我至今未想出比這更適合的標題,時隔三十年,“醜陋”仍然是中國人總體狀態的寫照。
照理說,世界上的各個民族沒有優劣之分。然而這只是以平衡人們的感情為出發點的官方說法,事實上,假如我們抱著較真的精神來看,五根手指頭也不一般長短,在所謂的大同時代到來之前,怎麼會沒有優劣之分呢?當然,我們不以歷史上誰征服了誰又被誰打敗為標誌,我們看的是各個民族為人類進步所做的貢獻和其民眾的生存狀態——如果要更較真一點,目前已有人類基因的深入研究,得出不同種族的體質、智力、精神素質等等方面的具體差別,著眼于人文學科方面的我就不擬從這個角度談論了。
要量化中國人對人類進步所做的貢獻是比較困難的。可以肯定的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發展立下了赫赫功勳,但近代以後呢?可供我們自豪一番的“先進事蹟”實在乏善可陳,以至於我們至今仍僅限於沉浸在昔日的輝煌之中懷緬和自戀。至於為什麼會這樣,討論起來會沒完沒了,讓我們在這裡打住,轉而關注更容易被觀察到的民眾生存狀態方面。
生存狀態包括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不論從哪個方面對說,大部分中國人都處於相當原始的狀態,也就是說,從“優劣”論的角度來衡量,中國人“優”不到哪裡去。為了避免“笑貧不笑娼”的錯誤,我不想說我們一般人無法輕易改變的經濟狀況;再者,一般說起一個民族的“優劣”,說的是他們的“國民素質”,主要說的是精神素質。所以我們繼續來說中國人精神上的“劣”。(想起一個被用濫了的詞:劣根性。)
也許你早就對我的“優劣”論不以為然,想說中國人口如此龐大,資源又有限,中華民族發展的條件並不優裕,怎能因此就說中國人素質不高?你說得對,可即便是有諸多的客觀原因,這影響中國人素質不高的事實嗎?我認為這並不矛盾。如果你有足夠的耐性,請往下看;當然你不喜歡的話,也大可以點擊視窗右上角的叉叉,這是你的自由。同時,以下我說的每一句話,都做好了被反駁的準備。
中國人有著虛偽的傳統(為免歧義,解釋一下:是“being虛偽的傳統”)。 比如說,中國人標榜“兼聽”的美德,這是毫不含糊的,而事實上我們卻偏聽得到了極致,聽不得對自己不利的話,有人說自己的不好,馬上就跳起來。引申出來的現實就是,中國人從來不願意平心靜氣純粹地討論問題,他們說話不針對事情本身,從來都是沖著人去的,你說我的不是,我就恨你,只要我手裡有一點權力,我就消滅你。不要用極少的個別例子來反駁我,這是毫無意義的,當然世上幾乎任何現象都有例外,但它們不能掩蓋該現象的本質。唐太宗和魏徵這對已經死去一千多年的君臣,到今天依然被人為兼聽和直諫的典型來樹立,然而現實生活中卻極少有人按照這一典型來做人。而這一典型之所以被樹立至今,一方是因為同類典型實在太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人們在現實中的表現實在是和這一典型所代表的精神追求相去太遠。又如中國的統治者都標榜愛民如子,儒教的“亞聖”孟子也說過“民貴君輕”之類的話,然而統治者們什麼時候停止過壓迫他們的兒子了?孟子說的話也是有具體語境的,他說這話也只不過是站在害怕人民起來推翻政權的角度而已。至於那一次次號稱為民請命的起義和“革命”,結果只是產生了新的壓迫者,不提也罷。
當然也有一些虛偽並非來自傳統,而是智慧的今人的發明創造。我從小就聽人們說“憤青”一詞,後來知道這個詞最先說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一群對現實不滿,急於改變現狀的“憤怒青年”。今天在網上看了一篇轉載自南方都市報的名為《中國憤青:一個病態群體》的文章,其中一個觀點可謂一針見血:最初的西方憤青對自身所處環境的反抗,都是在“向內使勁”,然而如今的中國憤青卻只有一股“反美”“反日”的怒火,對內只有亂派“漢奸”的帽子,且不說這些所謂的憤青言行一致方面的表現如何。人們“向內使勁”的勇氣已在上世界末已被消滅掉,現在除了為生存而掙扎的貧苦大眾和被表面繁榮麻醉了的中上層市民,就只剩下這麼一群偽憤青和一些明哲保身的知識份子了。中國人這一方面的一個很典型的事例是當整個西方社會都批評中國的人權現狀不好,奴才們就自己跳出來說:“不,我們過得很好!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這些聰明的人自覺站在了政權意識形態的一方,這就是所謂的“斯德哥爾摩綜合性”的表現。
中國人是個不愛排隊的民族,這在我看來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個致命的弱點。你很難想像人們在平時都不願意排隊,在天災人禍的緊急關頭還會守秩序,不會在災難殺人之前先踩死自己的同胞。以下現象是每一個人看在眼裡的,也是本人的親身經歷:公路上,一旦出現比較擁堵的情況,司機們就會開始比拼反應速度和駕車技術,橫七豎八的車輛左擠右鑽,為了先前進幾米而爭持不下,結果是使路面更加擁堵,行車更加緩慢,還時常造成若干碰撞事故。學校的食堂裡,或者在顧客自己交單的食肆裡,如果沒有監督者,你幾乎不用指望看到秩序井然的場面,人們都是像蟻群一樣雜亂無章地擁擠在一塊,誰狠誰先上。在公交汽車、地鐵站,情況十分“有趣”,很多時候你還真會看到人們在“排隊”等候,然而當那車門打開的時候,一切表面現象如泡沫般破裂,人們打回原形,依然是爭先恐後地往車廂裡“推進”。更“有趣”的是,在我無數次在公交站排隊的經歷裡,我不願意和前面的人貼得太近,通常會留幾十釐米的距離,這時就會有人默認我是自動放棄了排在那個位置的“權利”,毫不客氣地站到我前面的空間裡;當那扇大家期待已久的門一打開,眾人不顧儀態拼命往裡沖,哄搶那僅有的一些座位,我看見身材瘦小的女青年被擠得面容扭曲;我看見恐懼的母親一邊緊緊抱住自己的孩子,一邊極力不讓自己跌倒;我看見兩個中年婦女同時爭搶一個座位,較慢的一方坐到了另一人的大腿上;我看見身壯力健的“勞動人民”貌男子,搶到位子後情不自禁流露出滿足的笑容……這些都讓我覺得噁心,難道這不是醜陋的眾生相?既無秩序意識,大部分中國人也就沒有自覺的社會意識和法制意識,終日處於“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原始追求中。道貌岸然的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講究道德,講究禮義廉恥,講究溫良恭儉讓,講出什麼結果來了?回過頭來說這又是“虛偽”的表現。
中國人無良心而無人性,或者說中國人當中出了很多沒良心和沒人性的人。我們很容易想起那些自己富可敵國卻讓礦工們在最惡劣的環境下工作的礦主,那些“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總設計師”們,那些草菅人命的強拆者們和貪官昏官們。你聽說過有哪個如中國般強盛和文明的國家在今天仍像中國一樣發生同樣多的類似慘劇嗎?另外,確實只有那些具體的老闆和官員才這樣胡來,換了你我就會潔身自好?我表示懷疑。沒有人比中國人更懂說大是大非,然而做到實處時,又是另一番境界。
“山寨”又是中國人的一大標誌。在今天如此氾濫的“山寨”現象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今天的中國人缺乏智慧財產權意識,不把別人的勞動當回事,只顧自己“利”字先行;二是今天的中國人只有小聰明,缺乏大智慧,沒有原創的精神和能力,只懂東施效顰和拾人牙慧。
大部分時候,中國人務虛而不務實,志大而才疏:中國人所謂的務實,僅限於為自己撈一點“好處”,在其他方面未見顯著表現。領導們的演講喜愛大肆鋪墊一番,聽得人們雲裡霧裡,回味起來,盡是廢話;文學偏愛擺弄文字的形式,是為“優美”,鮮有更高的人文追求;民眾對“厚黑學”從內心裡崇敬——我不能接受講陰謀詭計的書成為書店裡的“暢銷書”。當一個民族承認“厚黑學”是“成功”的秘訣,這個民族的前景相當危險。事實上,“厚黑”和“拍馬屁”都是競爭很大的行列,一般人恐怕還不具備躋身其中的資格。如果你真把這些所謂的秘訣放在心上,那簡直可笑至極了。
中國人是典型的自欺欺人者:說到中國有什麼地方好,就光榮地聲稱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說到中國目前有很多不足,就無恥地分辯說建國才六十年。說起中國或中國人有什麼不好,就舉一個別人也有如此這般不好的例子——這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要向比我們差的看齊,還談什麼“站起來”,談什麼進步?說到底,中國人是一個為數十幾億的阿Q集合。
Q雖然是個草包子,但當阿Q的數量多了,變成了大多數,他也會“強大”而可怕起來。作為一個民族整體來看,中國人的頭腦是十分簡單的,雖然有十幾億的個體,其實有效數字是很小的,只有小部分人的大腦在工作,其餘的便是在無限複製這一小部分的工作結果(不能說“成果”)。因此在中國人容易人云亦云,容易以訛傳訛。又因為中國有著一種奇怪的“群眾”傳統,“群眾的力量”在一定條件下被歪曲地無限誇大,於是會出現“多數人的暴力”,當一些“不和諧”的聲音起來,馬上便會有人“組織”起千千萬萬的同胞群起而攻之,如前文所述,“消滅”它。
我自問是愛國的,但我不願意關起門來自吹自擂,我希望我們中國人是一個胸襟廣闊的虛心的民族。只有承認自己的不足才能追求進步,否則就是在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中滅亡。
關於中國人的“醜陋”之處,不勝枚舉,並非我一人之力所能概括,歡迎補充;不當之處也敬請指正,只是跪求不要“消滅”我。

                                                      寫於2010年5月10日